環境界 ⁽⁶⁾

隨著極端氣候越來越有感，如今席捲而來的人類世論述，不斷強調後人類的非人觀點，並且試著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侷限（承認人的有限性）。人類中心主義是怎樣侷限了我們，我們如何在創作中透過推測（speculative）方法，超越人類的想像限制？相較於人類尺度的侷限，技術加速的末世感以及地質深層時間的生機感，也提出人類尺度觸及不到的想像（人類誕生之前與人類滅絕之後），同時從人類中心的穩定世界，連結到跨物種與跨星際的多重宇宙。

人類學的本體論轉向，也影響當代藝術與學術的工作方法，從西方人文主義的知識論框架轉移到多元本體論。今天我們要如何面對不同尺度的翻譯（強調共生、纏繞與跨物種），以及雙年展面臨人類世概念（批判全球化）不斷換句話說的窘境？在今天「人」似乎也成為「物」，「非人」難道只是符合萬物網路關係交融的「物流」？還是在萬物平滑的流動中，有間歇、故障、裂縫的可能？

垂直視域在今天彷彿內建到我們的視覺感官裡，隨著遊戲、電影以及Google map等技術的普及，帶出來的另類感官延伸，讓我們脫離地面，而是能有如上帝般地俯視一切，這樣的「全觀之眼」，讓我們能夠以一種抽離態度觀看全球整體，更甚至欣賞藍色彈珠的形象，我們彷彿能置身於外地欣賞這顆優美的彈珠。

然而，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眼裡，這樣的「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全景，卻成為現代性宰制地球資源的工具，在圖像顯示的一切都變為可供人類擷取的資源。而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也延伸海德格的說法，提出全景的圖像如何讓人更加疏離世界^[1]。此外，後殖民理論家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也批判球體的意象只在螢幕上，並強調人跟世界連結的身體感^[2]。「螢幕-全球化-世界圖像-藍色彈珠」從審美對象，搖身一變成為了西方帝國統治的視覺工具，讓人無所遁逃。然而，垂直視角只能作為控制的工具嗎？垂直視角能否具有重構人類視角的激進可能？

台北，隨著現代化的高速運轉，人越來越迷失於城市迷魂陣，楊德昌的電影擅於以冷眼姿態，曝露虛情假意的空虛軀殼。玻璃、鏡像、網格各種框框，束縛電影中的角色，人類就像被囚禁在城市建築（室內與室外）的大型監牢/劇場，在社會制約的虛假扮演中沒有出口，只能逐漸邁向崩潰、死亡與精神危機。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光明地轉型，但仍然有大家不可見的一面，濃烈的悲劇與黑暗感，縈繞著《青梅竹馬》、《估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恐怖份子》與《一一》，無不在黑暗中閃爍著紅色燈光，安全表面下的危險暗潮，更是不斷溢出銀幕。

今天，我們似乎更加自由，肉體不再囚禁於城市的網格，而是隨著無所不在的網路到處產生連結。我們似乎像《一頁台北》抓緊台北認同，或《台北物語》的B級歡樂，而更少像楊德昌如此冷冽地剖析與質疑台北。2000年後，我們有如走出死亡、孤獨、壓抑、疏離、悲劇或末世感；呈現更光明、歡樂與更自信地狀態，社群平台也呈現更多的讚與同溫層的認同。台北走向了「光明的智慧城市」，似乎裝了空氣清淨機（網路的過濾器），一掃過去陰霾，走向更獨立自主、台北認同、同志平權的自由時代^[1]。

面對行星內戰與生態危機，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在同一星球上》，策展人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運用北美館的空間佈置，讓在二樓的全球化星球與一樓的實地星球作為一種交互映射。如果說現代性帶來的全球化危機，像是在二樓的天上籠罩我們；那拉圖則是把希望跟重心放在一樓的「地」。以蓋婭、臨界區與實地星球，當中的菌絲、藥草、蘑菇、地理、原住民的生態觀與氣候狀態，召喚另一種不同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多種不斷纏繞、互相影響、不斷產生關係、不分階級的行動者、跨物種共生的「網路連結」。網路連結出來豐富的平面生態，同時挑戰人類中心的階級制。

拉圖並不承認有個終極的「一」（全球化理想）可以整合世界，這世界早已分崩離析（全球理想的破滅），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星球上，不是說我們有同一個自然，只是文化跟語言建構的不同，而是你我的自然本體論都激進徹底不同。面對極端地「差異」與「敵我劃分」的戰爭臨界點，我們需要「外交」與「協商」（外交新碰撞跟協商劇場）。

儘管拉圖承認差異的根本前提，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整個展覽的重心還是放在實地星球（TERRESTRIAL）（也可以說是2018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的主題）。這同時也讓我們去思考，到底為什麼拉圖要用「行星」來區分不同本體論？不同「宇宙論」的宇宙政治不是更好嗎^[1]？為什麼不直接用生態學？行星跟島嶼的關係又為何？行星蓋婭如何不只是拉圖「扁平本體論」（Flat Ontology）的跨物種共生，而更接近暗黑瘋狂的極限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