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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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升空:重構垂直視域的行星影像

垂直視域在今天彷彿內建到我們的視覺感官裡,隨著遊戲、電影以及Google map等技術的普及,帶出來的另類感官延伸,讓我們脫離地面,而是能有如上帝般地俯視一切,這樣的「全觀之眼」,讓我們能夠以一種抽離態度觀看全球整體,更甚至欣賞藍色彈珠的形象,我們彷彿能置身於外地欣賞這顆優美的彈珠。

然而,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眼裡,這樣的「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全景,卻成為現代性宰制地球資源的工具,在圖像顯示的一切都變為可供人類擷取的資源。而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也延伸海德格的說法,提出全景的圖像如何讓人更加疏離世界[1]。此外,後殖民理論家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也批判球體的意象只在螢幕上,並強調人跟世界連結的身體感[2]。「螢幕-全球化-世界圖像-藍色彈珠」從審美對象,搖身一變成為了西方帝國統治的視覺工具,讓人無所遁逃。然而,垂直視角只能作為控制的工具嗎?垂直視角能否具有重構人類視角的激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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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冥湧動:台北的吞噬性體驗

台北,隨著現代化的高速運轉,人越來越迷失於城市迷魂陣,楊德昌的電影擅於以冷眼姿態,曝露虛情假意的空虛軀殼。玻璃、鏡像、網格各種框框,束縛電影中的角色,人類就像被囚禁在城市建築(室內與室外)的大型監牢/劇場,在社會制約的虛假扮演中沒有出口,只能逐漸邁向崩潰、死亡與精神危機。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光明地轉型,但仍然有大家不可見的一面,濃烈的悲劇與黑暗感,縈繞著《青梅竹馬》、《估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恐怖份子》與《一一》,無不在黑暗中閃爍著紅色燈光,安全表面下的危險暗潮,更是不斷溢出銀幕。

今天,我們似乎更加自由,肉體不再囚禁於城市的網格,而是隨著無所不在的網路到處產生連結。我們似乎像《一頁台北》抓緊台北認同,或《台北物語》的B級歡樂,而更少像楊德昌如此冷冽地剖析與質疑台北。2000年後,我們有如走出死亡、孤獨、壓抑、疏離、悲劇或末世感;呈現更光明、歡樂與更自信地狀態,社群平台也呈現更多的讚與同溫層的認同。台北走向了「光明的智慧城市」,似乎裝了空氣清淨機(網路的過濾器),一掃過去陰霾,走向更獨立自主、台北認同、同志平權的自由時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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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之暗面:向死的極限體驗

面對行星內戰與生態危機,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在同一星球上》,策展人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運用北美館的空間佈置,讓在二樓的全球化星球與一樓的實地星球作為一種交互映射。如果說現代性帶來的全球化危機,像是在二樓的天上籠罩我們;那拉圖則是把希望跟重心放在一樓的「地」。以蓋婭、臨界區與實地星球,當中的菌絲、藥草、蘑菇、地理、原住民的生態觀與氣候狀態,召喚另一種不同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多種不斷纏繞、互相影響、不斷產生關係、不分階級的行動者、跨物種共生的「網路連結」。網路連結出來豐富的平面生態,同時挑戰人類中心的階級制。

拉圖並不承認有個終極的「一」(全球化理想)可以整合世界,這世界早已分崩離析(全球理想的破滅),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星球上,不是說我們有同一個自然,只是文化跟語言建構的不同,而是你我的自然本體論都激進徹底不同。面對極端地「差異」與「敵我劃分」的戰爭臨界點,我們需要「外交」與「協商」(外交新碰撞跟協商劇場)。

儘管拉圖承認差異的根本前提,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整個展覽的重心還是放在實地星球(TERRESTRIAL)(也可以說是2018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的主題)。這同時也讓我們去思考,到底為什麼拉圖要用「行星」來區分不同本體論?不同「宇宙論」的宇宙政治不是更好嗎[1]?為什麼不直接用生態學?行星跟島嶼的關係又為何?行星蓋婭如何不只是拉圖「扁平本體論」(Flat Ontology)的跨物種共生,而更接近暗黑瘋狂的極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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