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wie ⁽³⁴⁾

最近面對藝術家生死無常的消息，也逼迫我省視生活跟藝術關係，引發人重新思考為什麼要繼續餵養這台把人徹底吞噬殆盡的造夢機器。

藝術作為一台造夢機，往往讓人遠離世俗的窒息感，激發我們用不同於成年人的目光，重新對機械化的生活提問。從事藝術創作的朋友，多少有被其他藝術家的行動感動，全心投入創造性的作品生產。弔詭的是，當藝術變成必須投入的工作，原本擺脫生活窒息感的藝術，卻回頭壓垮生活。

數位儀式性，如何連結新社群的體驗？如何透過藝術家的進駐交換，打不一樣的契機？

隨著極端氣候越來越有感，如今席捲而來的人類世論述，不斷強調後人類的非人觀點，並且試著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侷限（承認人的有限性）。人類中心主義是怎樣侷限了我們，我們如何在創作中透過推測（speculative）方法，超越人類的想像限制？相較於人類尺度的侷限，技術加速的末世感以及地質深層時間的生機感，也提出人類尺度觸及不到的想像（人類誕生之前與人類滅絕之後），同時從人類中心的穩定世界，連結到跨物種與跨星際的多重宇宙。

人類學的本體論轉向，也影響當代藝術與學術的工作方法，從西方人文主義的知識論框架轉移到多元本體論。今天我們要如何面對不同尺度的翻譯（強調共生、纏繞與跨物種），以及雙年展面臨人類世概念（批判全球化）不斷換句話說的窘境？在今天「人」似乎也成為「物」，「非人」難道只是符合萬物網路關係交融的「物流」？還是在萬物平滑的流動中，有間歇、故障、裂縫的可能？

垂直視域在今天彷彿內建到我們的視覺感官裡，隨著遊戲、電影以及Google map等技術的普及，帶出來的另類感官延伸，讓我們脫離地面，而是能有如上帝般地俯視一切，這樣的「全觀之眼」，讓我們能夠以一種抽離態度觀看全球整體，更甚至欣賞藍色彈珠的形象，我們彷彿能置身於外地欣賞這顆優美的彈珠。

然而，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眼裡，這樣的「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全景，卻成為現代性宰制地球資源的工具，在圖像顯示的一切都變為可供人類擷取的資源。而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也延伸海德格的說法，提出全景的圖像如何讓人更加疏離世界^[1]。此外，後殖民理論家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也批判球體的意象只在螢幕上，並強調人跟世界連結的身體感^[2]。「螢幕-全球化-世界圖像-藍色彈珠」從審美對象，搖身一變成為了西方帝國統治的視覺工具，讓人無所遁逃。然而，垂直視角只能作為控制的工具嗎？垂直視角能否具有重構人類視角的激進可能？

台北，隨著現代化的高速運轉，人越來越迷失於城市迷魂陣，楊德昌的電影擅於以冷眼姿態，曝露虛情假意的空虛軀殼。玻璃、鏡像、網格各種框框，束縛電影中的角色，人類就像被囚禁在城市建築（室內與室外）的大型監牢/劇場，在社會制約的虛假扮演中沒有出口，只能逐漸邁向崩潰、死亡與精神危機。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光明地轉型，但仍然有大家不可見的一面，濃烈的悲劇與黑暗感，縈繞著《青梅竹馬》、《估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恐怖份子》與《一一》，無不在黑暗中閃爍著紅色燈光，安全表面下的危險暗潮，更是不斷溢出銀幕。

今天，我們似乎更加自由，肉體不再囚禁於城市的網格，而是隨著無所不在的網路到處產生連結。我們似乎像《一頁台北》抓緊台北認同，或《台北物語》的B級歡樂，而更少像楊德昌如此冷冽地剖析與質疑台北。2000年後，我們有如走出死亡、孤獨、壓抑、疏離、悲劇或末世感；呈現更光明、歡樂與更自信地狀態，社群平台也呈現更多的讚與同溫層的認同。台北走向了「光明的智慧城市」，似乎裝了空氣清淨機（網路的過濾器），一掃過去陰霾，走向更獨立自主、台北認同、同志平權的自由時代^[1]。

面對行星內戰與生態危機，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在同一星球上》，策展人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運用北美館的空間佈置，讓在二樓的全球化星球與一樓的實地星球作為一種交互映射。如果說現代性帶來的全球化危機，像是在二樓的天上籠罩我們；那拉圖則是把希望跟重心放在一樓的「地」。以蓋婭、臨界區與實地星球，當中的菌絲、藥草、蘑菇、地理、原住民的生態觀與氣候狀態，召喚另一種不同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多種不斷纏繞、互相影響、不斷產生關係、不分階級的行動者、跨物種共生的「網路連結」。網路連結出來豐富的平面生態，同時挑戰人類中心的階級制。

拉圖並不承認有個終極的「一」（全球化理想）可以整合世界，這世界早已分崩離析（全球理想的破滅），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星球上，不是說我們有同一個自然，只是文化跟語言建構的不同，而是你我的自然本體論都激進徹底不同。面對極端地「差異」與「敵我劃分」的戰爭臨界點，我們需要「外交」與「協商」（外交新碰撞跟協商劇場）。

儘管拉圖承認差異的根本前提，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整個展覽的重心還是放在實地星球（TERRESTRIAL）（也可以說是2018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的主題）。這同時也讓我們去思考，到底為什麼拉圖要用「行星」來區分不同本體論？不同「宇宙論」的宇宙政治不是更好嗎^[1]？為什麼不直接用生態學？行星跟島嶼的關係又為何？行星蓋婭如何不只是拉圖「扁平本體論」（Flat Ontology）的跨物種共生，而更接近暗黑瘋狂的極限體驗？

Trans｜張新

Human, all too Human?

Mi Mew, Mi Mi Mew Mew?

Trans｜張新

"The phenomenological 'becoming aware' of the body has turned into the uncanny: the production of the double, the membra disjecta, the fantasy of suffocation tied to the fear of being buried alive, and the split into two of the ego, which no longer gathers its organs together but looks at them as though from outside." - Rosalind E. Krauss [1]